都过四十的人了，还是喜欢看《当代歌坛》、《xx画传》、《xx私家相册》，喜欢听流行CD，喜欢看娱乐报道，关心明星影踪，这算不算追星，至今我也不大明白。

   因为我是一个例外，我既不象追星的“粉丝”们那样，追星到了废寝忘食荒废学业与工作。我更多地是从明星的身上，咀嚼他们成功的精神与信念，去抚慰日益荒芜了的心灵。

   记得十几岁的时候，正赶上粉碎“四人帮”，百业待兴抓钢治国，长期被压抑的文化生活渐渐冲破束缚活跃起来，街上不时传出李谷一那独创的拉风箱声腔，价格不菲的录音机成为解脱思想束缚的青年人渴望的新宠。那个时候，早已成为天皇巨星的台湾歌星邓丽君的歌声，阻挡不住地盛行大街小巷。不管合不合法，不管是不是靡靡之音，反正得到一盒邓丽君的磁带，那可是青年人面子上的事。

   当时，我还在农村的一家商业单位干着单调的出纳工作，没什么事，一个月下来也没几笔大业务，觉得很是无聊。我就拼命攒钱，为的是拥有一部录音机。二年多的节衣缩食，终于攒够了200块，买了一部单卡录音机。那是我一生最为高兴的事情，我连着几天放起了托人在武汉买的一盒爵士乐磁带，只听得我那位思想陈旧的老主任用棉花塞住了耳朵，还一个劲地说“资产阶级、腐朽音调”。

   那个时候，我最想听的还是邓丽君的歌，费了很大干劲，才请出差的同事从武汉带回灌录的几盒邓丽君专集。为了能听完整邓丽君的歌，我躲在被窝里偷偷地听，我可不愿被老主任发现给没收去了。有一次，我正站在靠公路的办公室房廊上哼唱《甜蜜蜜》的时候，正好被路过的几个豆蔻年华的村姑听见了，一个个当即羞红了脸，直骂我“流氓、不正经”。

也是从那时起，我对明星有了追星的感觉。转眼到了八十年代中期，邓丽君的歌声早已蜚声中国大地，更多的台湾、香港歌星为大陆人所了解。难怪“女听邓丽君、男学刘文正”成为当时盖过政治的时尚口号。

有一件事至今难忘，当时有一首李谷一的《花城百花开》正流行着，为了得到这首歌曲的盒带，我用收藏了整整半年的《大众电影》换来了李谷一的《花城百花开》，虽说有点心痛，但也算物有所值吧！

至今我对李谷一的歌声都情有独钟，因为她无疑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中国音乐，也开创了中国特色的通俗歌曲时代，她为那个时代的青年人甚至中老年人送去了无尽的精神享受，使那个敏感时代里多了一股清凉的风。用今天时尚的话说：“我们是听着李谷一的歌长大的”一点也不夸张。

今天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不在是枯燥的文化生活，而是丰富多彩、阳光四溢、互动选择的文化娱乐生活，人们不再为寻求一盒磁带而做出什么牺牲了。走在哪，都是一片歌声缠绕，躲也躲不掉。

在这种氛围下，追星也就不足为奇了，只不过今天的追星已远远失去了那种快乐的期望与追求，更多的是盲目和得而忘形地追。其实，他们要知道象我都四十多了，也有追星的举动，不说“老树发新芽”了才怪。

其实，他们也许不知道，我追星，绝对保持应有的尊严和风度。《同一首歌·走进东风》大型歌会在十堰演出的时候，我有幸获得了一张场地票，可以近距离地一睹明星风采。但儿时养成的那种爱憎分明的性格，让我毫不犹豫地把票让给了一位小年轻，让他快乐地疯狂了一把。我不是清高，是《同一首歌》越演越烈的天价出场费，让我对他们不屑一顾。

 不管怎样，我还是追星，碰上爱听的明星CD，会不惜一切地买回。可能难得有时间去完整地听一遍CD，但看着家里越积越多的正版CD，追星的结果还是有一种成就感，也许用不了多久，这些CD会成为绝版。

我还是追星，喜欢看明星自传类的书籍。但我决不因为追星，而对某些星们的骄傲与狂妄而赞同。相反，我从他们出道前艰苦创业的精神上，找到一种支柱，去干好自己的每一天工作。

有一天，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问我：“爸爸，什么是追星？”我说：“追星就是追天上的星星”。在大千世界里，我们每个人不正是在追寻属于自己星座的生活轨迹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