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讲述：虞晓翔
    ■性别：男
    ■年龄：３７岁
    ■职业：编辑   

    阿翔，著名诗人，全国十佳诗歌编辑，著有诗集《可能》《零散》《厌倦》《小谣曲》，现为《诗歌月刊》杂志编辑。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４日，应漳河工程管理局的邀请，阿翔来到荆门，参加为庆祝漳河修建５０周年而举办的“漳河笔会”。应晚报之邀，阿翔来到本报编辑部，欣然接受了记者采访。采访他是困难的，因为他几乎丧失了全部听力，语言功能也自然退化。记者只能借助工作平台上的电脑，用ＱＱ对话来实现

用药不慎，我从小失聪

    １９７０年２月，我出生在江南水乡——安徽当涂。两岁之前，我和别的孩子一样正常。
    我母亲是山东知青，父亲是安徽当涂人。父亲和母亲一相遇，父亲就被母亲的美丽气质吸引了。我见过母亲年轻时的照片，可以说是标准的美女。他们结婚后，就在乡下生活。
    我的命运在我两周岁时发生了转折。那年，我高烧不退，父母带我去乡下的小医院看病。那个时候，医院条件差，加上我母亲家族有对链霉素过敏的遗传，而这一点母亲不知情，结果医生给我打了链霉素，造成耳神经中毒，以至我左耳丧失了听力，右耳只残留了一点点听力。我失聪一年后，父母才发现我不对劲，他们伤心欲绝。
    由于父母工作忙，他们把我寄养在农村保姆家，正是这样的决定，让父母终生遗憾。他们在我牙牙学语时，没有加强对我说话能力的训练，以至我现在说话含糊。不过，我从不抱怨什么，至少我要感谢父母，他们没有让我去读聋哑学校，否则我真的就不能说话了。很多时候，我与朋友交流用笔和纸，而现在改用电脑和手机短信了。
    其实，我没觉得失聪是件痛苦的事。在读小学和中学时，虽然因为听力问题，受到过老师的责难和同学的嘲笑，但最多难过一阵就过去了。至少，我童年时还能依稀听到蝉声、伙伴们的笑语。我上课用心听讲，老师的话大部分我没能听明白，但至少能看明白。我父亲也是教师，晚上经常给我开小灶。考试的时候，一切都好办，最难的是听写，老师每读一个词，同学们很容易记下来，可我却不知所措，因为我分不清“王”“汪”“玩”的区别。
    父母多次带我去南京、上海、北京看耳病，但没有结果。最后一次是在１９８７年，北京协和医院的大夫说我的耳神经已无法治愈，并且说话能力已成形，无法改变。母亲终于死心，她对我说：“儿啊，妈救不了你，一切要靠你自己了。”我不能埋怨他们，他们养我这么大已经不容易了。１９９０年初，我曾经割腕自杀过，是因为初恋的失败。那次自残，被妈妈发现抢救过来。现在想来，我挺羞愧的，父母为我操尽了心，我还没有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呢。

踏上社会，感激知遇之恩
   
   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轧花厂做临时工，打包、抬包、油漆之类的力气活我都做过，最初月工资只有５０元。１９９２年，我转正做了会计，一做就是１２年。１２年来，我曾有几次离家出走的机会，但因为父母的阻拦，加上我不忍让父母伤心，所以没走成。这期间，我出过几次远门。但每次一想到父母，我又不得不回来继续上班。我的经历比较复杂，打架、酗酒，结婚不到３年又离婚，之后远游大西北。那个时候，我骨子里总有远游的召唤，因为我不甘于这样平淡地生活。
    ２００３年，我工作的单位即将倒闭，我不像其他人那样惶惶不安。２００４年春，我办理了内退手续。就在我困苦交加的时候，安徽省文联主办的《诗歌月刊》聘我做了编辑。我在合肥坐班一年，学会了编辑和校对工作。这几年来，我陆续在《诗歌月刊》做了几个品牌栏目，获得好评。２００７年夏，我获得“全国十佳诗歌编辑”称号。
    从２００５年开始，我和其他编辑不再坐班，实行远程办公。虽然工资比过去更少了，甚至养活不了我，但我不能辞去这个工作，因为主编在我困难的时候搭救了我，我不但不能辞职，而且还要做得更好。这一年，我去了江西、河南、广西、湖南、湖北、浙江、山东等地，并决定去北京做长远打算。

独闯北京，初尝漂泊之苦       
   
    初到北京，我寄居在石景山区诗人广子那里。后来，因为广子的单位拖欠工资，他被迫回了内蒙古。于是，我搬到北京通州区喇嘛庄，在诗人、行为艺术家苏非舒那里住了３个月。这期间，女诗人安琪劝我找书商合作做书稿生意。一开始，找工作比较困难，处处碰壁，因为在北京，比我强的诗人、作家多的是，他们大部分是“北漂一族”。在喇嘛庄，我每次为《诗歌月刊》工作，就得跑３０分钟路程去宋庄网吧远程办公，往往下线后已是第二天零点多了，还得走路３０分钟回去。我在北京的《新京报》发表过一组诗《旅程》，是这样写的：
    风吹过我，北京的风真大／我醉卧街头／一个人喃喃自语／给我一只耳朵，让我死在声音里／让我死在哒哒的马蹄声中……现在，天空暗了下来，那些没有面孔的人／我记不住他们，我是多么惭愧／启程到这个地步／真的有点累了，在我昏昏欲睡的时候／风吹木窗，咣当咣当地响／这可怕的寂静。
    这组诗是我到北京不到两个月写的，大家可以想象我在北京的生活何其艰难。
    ３个月后，我搬到通州果园。那是在城区，６００元房租让我吃不消。不到一个月，我干脆搬到北京房山区诗人世中人那里，一住就是３个月。那时，我拼命地给书商做书稿，尽快在北京打开局面。
    我的女友大学毕业后，也来到了北京。我和她一起搬到房山良乡城区。她找到了工作，考虑她上下班方便，我们又搬到北京朝阳区和平里，住的是地下室，空间太狭小了。女友后来在北京大兴区找了一份文化公司图书编辑的工作，就这样，我们再次搬家到大兴。不是“北漂”之人，很难体会到搬家的辛苦。在北京，我打开了局面，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外，还每一二个月给书商做一本书稿。
    ２００７年８月，女友决定回老家长沙发展，要我给她单独发展的空间，我想想就答应了。加上房租要到期了，就这样，我和她一起撤离北京，她去了长沙，我去了湖北十堰。在十堰，我和朋友合租了房子，决定待半年再作打算。现在，我依然是一个旅人。我永远走在路上，很多朋友羡慕我，其实，自由是有代价的，比如孤独，比如经济。我曾在《南方周末》这样介绍自己：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，甚至远到新疆、内蒙古，唯有西藏还没去过，但我知道，我迟早会踏上西藏的土地。
   
心灵财富，诗林硕果累累
       
    我是１９８６年开始写诗的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借到春风出版社出版的《朦胧诗选》，是这本书改变了我的命运，惊醒了在内心中沉睡的另一个我。可以说，我听到了天籁，敏锐感受到语言的奇异，因而，失聪已不成为障碍。父亲给我订阅了《诗歌报》（《诗歌月刊》的前身）《当代诗歌》《星星》。我在初三时开始写诗，以“阿翔”为笔名。
   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，我开始自觉写作。至今，《２００１年中国新诗年鉴》《２００２－２００３年中国新诗年鉴》《２００４年－２００５年中国新诗年鉴》《２００６年中国新诗年鉴》《中国文学大系２００４年诗歌》《中国文学大系２００５年诗歌》《中国文学大系２００６年诗歌》《２００６年最佳诗歌》《中国当代青年诗选》《中国网络诗典》《现场：中国网络先锋诗歌风暴》《被遗忘的诗典》《２００６年中国诗歌精选》等收录了我的作品。我的诗歌还在《诗潮》《星星》《红岩》《芳草》《十月》《山花》《芙蓉》《文学界》《作品》《特区文学》《广西文学》《安徽文学》等刊物上发表。我还在上海和北京分别出版了《厌倦》《小谣曲》两部诗集。
    我很知足，我写诗不刻意为之，完全是听从内心的召唤。诗歌是一个人的心灵史，我深信不疑。我有着太多的坎坷，可是那又怎样，痛苦和抱怨能解决问题吗？如果你强大，这强大并不来自财富，而是信心。只要有信心，哪怕你再痛苦，也照样会给你足够的勇气去生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