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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农民“卧底”探究民工生态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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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荆门晚报 作者：刘文泉 阅读： 次 字体：大 中 小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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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文泉 / 文
阅读提示 今年3月，沙洋县一40岁农民，带着书生的义气、残疾人的志气和公民的正气，“卧底”深圳某服装企业一个多月，探究民工生态，解读深圳“民工荒”。6月10日，他来到本报编辑部，讲述了这段传奇经历，表达了对民工生态的忧虑，提出了改善民工生态的建议，并担心深圳某些工业区因“民工荒”而成为“废都”。
民工受骗：激发探究责任
沙洋县沈集镇雨林村农民李浩是一名文学爱好者，也是某媒体特约记者（特约记者证编号：032；发证日期：2004年12月1日；有效期：2年）。读初中时，他就立下了当作家的宏愿，1984年沈集职高毕业后走向社会，一直没有放弃文化和文学知识的学习。他自修了商业经济管理大专课程，并苦苦追求文学梦，在报刊上发表新闻、文学作品40多篇。1997年，李浩因意外事故成为残疾人（类别：肢体残疾；发证日期：2004年4月30日）。一个在文学路上艰难跋涉的残疾农民，缘何走上了与文学不沾边的探究民工生态的“卧底”之路？
“‘卧底’只是手段，探究才是目的。”李浩说，他之所以走上这条路，是因为他崇尚“用生命写作”的理念。电视剧《外来妹》1991年在央视播出，轰动全国，让人们把深圳想成了打工的天堂；时下正在BTV-4播出的电视剧《我是农民》聚焦农民工，讲述了他们所经历的酸甜苦辣，让人们对外出打工产生了恐惧；如今，国家出台了系列惠农政策，大力建设新农村，李浩就准备写一部关于当今民工生存状态的电视剧剧本，暂定名为《归农》（他已作词作曲写出了主题歌），但苦于没有第一手资料。他一直在寻找调查民工生态的机会，而真正促使他成行的，是全国尤其是深圳“民工荒”的出现和荆门一批农民工的受骗事件。
说到农民工受骗事件，还要追溯到1994年3月（1992年至1996年，李浩受聘在城区某职介所工作）。当时，东宝区马河镇人彭亮（化名），受深圳某单位委托，在荆招人去广东省增城县修铁路。荆门30多个农民在李浩所在的职介所交了400多元中介费，中途又被彭亮收了300元钱。他们辛辛苦苦打工2个多月，工钱却被彭亮从工程承包人手里领走，之后卷款而逃。耳闻目睹30多个农民兄弟的受骗经历和他们的哭诉，李浩痛心不已。虽然不是他的过错，但他觉得亏欠了农民兄弟，就毅然从职介所辞职了。当时，他就有了去深圳调查民工生态、揭露招工骗局、为民工兄弟维权的想法。
真正促使李浩下定决心的，还是2004年至2005年的“民工荒”。那两年，全国出现“民工荒”，深圳尤甚，很多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性企业招不到工人，开工严重不足，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影响。李浩从新华社等媒体一轮轮的报道中得知这个消息后，陷入了思考：前几年，媒体报道的都是“民工潮”，为什么现在出现了“民工荒”？民工的生存状态到底如何？《归农》这部电视剧剧本到底该怎样写？种种疑惑困扰着他，民工的艰难折磨着他，弘扬正义的责任鞭策着他。这，更加坚定了他探究民工生态的决心。
责任驱使：踏上“卧底”之路
深圳“民工荒”出现之后，李浩一直在寻找“卧底”之路。2006年2月，机会终于来了：掇刀人李刚（化名）受深圳一制衣有限公司的委托，在荆门招收农民工。
这个消息，李浩是从朋友口中辗转得知的。经过调查和分析，李浩初步认为，这是一个招工骗局，原因有三：招工信息没在荆门媒体发布，可能是拿不出相关合法证明和审批手续；也没有委托荆门的职介机构招工，而是实行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宣传，行为反常，涉嫌私招乱雇；承诺的月薪过高，与当前服装行业的工资水平不符。当时，李刚代表企业向准备出去打工的农民承诺：月工资为1000元至1500元；不用带行李，一切由公司提供；一去就可上班，培训期间也可领工资。
虽然招工涉嫌骗局，但李浩仍然决定前往。因为，他正好可以“卧底”，亲身探究民工生态，揭露招工骗局，为民工兄弟维权。2006年2月22日，李浩和东宝仙居，掇刀团林、麻城，还有宜城的30多名农民兄弟，一起坐上了企业派来的大巴车。一路上，农民兄弟们兴奋不已，认为此行既可以挣钱，又可以见世面。而李浩却感到一种悲壮：“卧底”之路，少不了艰险；维权之路，免不了辛酸！
“卧底”一月：探究民工生态
2006年2月24日，李浩一行30多人到达了位于深圳市公明镇的某制衣有限公司。李浩的“卧底”生活就此开始了。
李浩一行30多人一到制衣公司，就被来了个“下马威”：制衣公司规定，工人平时不准出厂，只有星期五才允许在下班后出厂，但不准带行李（制衣公司没兑现承诺，行李均由民工个人出资购买），以防备工人逃跑。“我原想以制衣公司为‘据点’，对当地所有企业的民工生态进行调查的。没想到，我们一进去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，所以我只能调查制衣公司的民工生态。”李浩说，即使是制衣公司一家企业，也黑幕重重。
首先，劳动合同签订不合法。制衣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上，有些条款明显违背《劳动法》，如工作时间实行综合计时制，而不规定每天的工作时间，显然是在刻意规避。大部分工友不明就里，糊涂地与制衣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。李浩据理力争无果，但为了能继续“卧底”，他于3月10日被迫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。
其次，培训期间不发工资。当初，招工人员李刚代表企业向他们承诺，工人培训期间也可领薪。但实际情况是，制衣公司违背承诺，他们一分钱工资也没领到，抗议毫无效果。
再次，工资的计算和支出均不明确。制衣公司规定，企业实行计件年薪制，但既未明确年薪数额，也未确定件薪报酬，每月只发200元生活费。就是这200元生活费，也不是直接发到工人手上，而是发到组长手上。上班一个月，李浩只从组长那里领到了100元，而且没有任何签发手续。
第四，工作时间超长。李浩说，他们每天从早上8点钟工作到晚上10点半，中间只有吃中、晚饭时共休息3小时，全天工作时间长达11个半小时。
李浩说，工友们工作辛苦不说，而且常常吃不饱，或者干脆就没有饭吃。制衣公司的食堂被人承包了，而制衣公司每人每月只拨付100元的生活费给食堂。为了赚钱，食堂承包人只好在克扣上做文章。制衣公司有1400多名工人，但早上只做一袋面的馒头和一些稀饭，导致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人没有早饭吃。中午和晚上，只做一些豆芽、土豆之类的素菜，米饭只有6大桶。由于供应不足，打饭时大家你争我抢，一片混乱，而且常常打架。“卧底”一个月，李浩7次没有吃到饭，而没吃饱的情况则更多了。
生态恶劣：工友纷纷逃亡
工作辛苦、工资不明、吃不饱饭等原因，导致李浩的工友们纷纷选择逃亡。最先选择逃亡的是一对夫妻，丈夫姓刘，妻子姓丁。他们以前曾在其他服装企业打过工，是熟练工人，对企业的一些猫腻有所了解。他们一到厂，通过观察种种迹象，认为自己受骗了，就坚决要求离厂，而制衣公司则坚决不放人。后来，他们夫妻每人被迫交了350元“车费”，才被允许离开。
李浩说，工友们本来是出来打工挣钱的，身上哪有多余的钱交“车费”？即使有也不舍得交啊！交不起“车费”而又想离开，工友们只好放弃该得的工资收入，选择偷偷逃亡。潜江籍工友张真（化名）想了一个主意：利用星期五制衣公司给他们“放风”的机会，先把自己的行李偷偷从围墙上摔到厂外去，然后人从公司大门正常出去。出去之后，绕到围墙外面，捡起自己的行李，马上逃亡。张真的“经验”立即在工友之间得到推广，工友们纷纷开始“胜利”大逃亡。
工友们纷纷逃亡，而李浩却没有离开的打算。他要坚持下来，继续自己的民工生态调查。他还想以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就劳动力资源和企业管理问题向制衣公司提一些合理化建议，并要求改善员工生活，同时提高工作效率，为企业增效。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，他被制衣公司的保安“架”出了公司大门，连自己的行李也被迫放弃了。李浩说，管理荆门籍工友的“领导”是荆门人，有事回荆了，行前委托他管理几天。李浩“上任”的一连几天，荆门籍工友都没吃到早饭。大家饿得不行，就让李浩向上反映一下情况。2006年3月31日，李浩找到组长，组长说去找车间主任；李浩找到车间主任，车间主任说去找公司老总；李浩找到公司老总，公司老总说去找公司副总。到了公司副总那里，副总就说李浩在“告状”，是“刁民”，就让公司保安把他“架”了出去。不想逃亡的人，却被迫离开，李浩的“卧底”生活就这样结束了。
出厂之后：备尝维权艰辛
李浩的“卧底”生活虽然结束了，但维权才刚刚开始。为了讨回自己和工友们的工资，从2006年3月31日起，李浩又走上了维权之路。
李浩首先来到深圳市劳动局。深圳市劳动局按照管理权限，责成公明镇劳动站处理。公明镇劳动站遂给制衣公司有关负责人打了电话，制衣公司先推脱说这人不在、那人不在，最后不得不答应按规定妥善处理。而当李浩欣喜地赶到制衣公司时，却吃了个闭门羹：保安不让他进门！后来，他千方百计地进了公司，公司依然推脱说经办人不在，并再次让七八个保安把他“架”出了公司。如此往返3次，始终没有结果。无奈，李浩又找到公明镇劳动争议服务所。服务所要求李浩交480元进行劳动仲裁。而此时，一名多次要求进行劳动争议仲裁的民工同情地向李浩透露，劳动仲裁胜诉的几率不大，就是交了钱也是白交了。绝望之时，李浩想到了法律援助。他给当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打了一个咨询电话。对方称，李浩不是当地户口，不是他们援助的对象。多方努力，种种推诿，让李浩比较受伤。他痛心，自己的劳动所得不能追回
；他更痛心，工友们的血汗付诸东流。深圳，不是他所想象；《劳动法》，在这里遭到践踏。伤心之余，李浩2006年4月6日踏上了归途。
振臂疾呼：保护民工权益
6月10日，在本报编辑部，李浩一再表达了自己的担忧：农民工的工作是如此的辛苦，待遇是如此的糟糕，地位是如此的低下。农民工用自己辛勤的劳动，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，却无法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。李浩说，制衣公司一位老员工的话非常“精彩”和“深刻”：“你想公司的钱，公司想你的命！你现在回去，还有一把骨头。等到年底拿到工资，恐怕连命都没有了。”这，大概就是出现“民工荒”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。
深圳作为一个“移民”城市，如果长久出现“民工荒”，如果没有农民工的劳力支撑，某些工业区就可能成为一座只有大量厂房和机器的“废都”（李浩个人观点，不代表本报观点）。李浩建议，面对“民工荒”现象，我们首先要严格执行《劳动法》，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。这就需要从保障干活给钱、杜绝拖欠工资的基本规则入手，改善他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，让他们的付出与收入成正比，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，适当提高他们的经济待遇。这样，他们就会变被动加班为主动加班，达到个人和公司的双赢。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，社会各方面要善待农民工，尊重他们的人格，明确和维护他们的各项合法权益，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，还广大农民应有的经济、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国民待遇。
李浩表示，如果他讨薪成功（1000多元），他将拿出一半资助给更需要的人。6月11日下午，他还致电记者，目前他正在联络荆门其他受骗民工，准备联合讨薪。同时，他还希望有爱心的法律工作者，能给予他和其他农民工兄弟以讨薪上的法律援助，并要求刊登他的联系电话（13477390148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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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投稿日期：2007-7-3 15:31:12】【责任编辑：】【会员投稿】【收藏本页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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