崔道怡

　  这是一个真正、纯粹、高尚之人的一生，这是一段开天辟地、改天换地、惊天动地之民族的历史。
　　这个人就是陈明义，长征途中穿越沙漠的“红小鬼”，太行山下奇袭敌机的八路军，解放西藏、架设“金桥”的司令官、红旗插上喜马拉雅的指挥员、站在世界屋脊的老将军。这个人的一生，惊险传奇，辉煌壮丽。这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，在历史进程中描叙独特人生，切实而生动地谱写出了陈明义英雄的传记。
　　这段历史，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至今的峥嵘岁月，转战两万五千里，八十春秋风和雨，抵御外侮联合抗日，解放全国进军边陲，千百年来金桥神话变为现实，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世界屋脊。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一段历史，艰难曲折，雄浑壮阔。这本书以人为经、以史为纬，鲜活地编织近代中国辉煌的史诗。
　　人的一生，总和他走过的历史紧密关联。人一生的价值和意义，就在于他对历史的作用和影响。凡有助于尤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，都会在历史上留下英名。体现先进文化的文学创作任务之一，便是为英雄留名。天泉、天雄两位作家正是这样做的，《站在世界屋脊的将军》的价值和意义，也正在这里。
　　这部作品是纪实的，又是文学的。纪实性上，它有保障，经过了将军亲属与战友的支持和证明。白纸黑字，准确可信，毋庸置疑。人品堂堂，业绩煌煌，唯有景仰。因而我这里要说的，着重其文学性。而文学性的基本素质，在于作品的可读性与可感性：能引人有兴趣地读下去，能使人情感上为之一动。
　　对纪实之作讲求可读性，既好办又难办。所写事实本身独特，便自有其吸引人处，但过程中总难免有枯燥段落，这就需要善于运用叙述与描写、铺陈与简略的技巧。这本书这点上颇见功夫。有些篇章运用小说笔法，注重了刻画、渲染、心理、悬念、氛围、转换等手段，虽然写事件过程，却也能引人入胜。
　　其第一章《祁连山不灭的红星》，就很好看，胜似小说。而小说是虚构的，尽管意蕴比之真实或更深刻，但其内容让人看着可能会有“做戏”之感。如果真人实事的传奇味道也很浓厚，那么它给读者的震撼将比虚构的效果要强烈得多，这本书的这部分，两个“红小鬼”的性格和命运，就是这一类的精彩笔墨。
　　两个“红小鬼”协同，处决了背叛的大个子兵……副队长带着四枚金戒指走了，一去无踪影……穿越茫茫戈壁，用自己的尿解渴保命……装作国民党散兵游勇，瞒过了地主民团老总的眼睛……寻觅时隐时现的骆驼蹄印，追赶上大漠中的商旅行程……他们的皮筏子刚离开黄河渡口，河边就出现了马家军的骑兵……
　　这些情节，不是一般想象就能编造得出的，事实本身的惊险悬念，有时会比虚构更显离奇。就这样，它们以陈明义切身经历，具体形象诠释了革命英雄主义，表明什么叫作舍生忘死的本意，怎样才是出生入死的际遇，这种证据效应，更是小说无可比拟的。类似的内容，如线串珠玉，焕发着纪实特有的魅力。
　　无论小说还是纪实，既称文学便是情学。能不能打动人，是衡量作品分量和力度的标准。小说因有“做戏”成分，比较容易自然“煽情”。纪实的可感性，则需要作家明确把握并充分发挥事实本身的动人因素。在这方面，天泉、天雄尽心倾注了情意。看得出，他们是满怀着深情厚意看待和处理有关材料的。这种情意，流露于作品字里行间，从而引发读者心灵共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