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振业全力以赴工作，杨惠民担起全家重担

     赵振业和杨惠民在1928年秋天，先后出生在河北省磁县。读小学一年级那年，他们只有7岁，遵家长之命定亲。13年后，他们拜堂成亲。
    1950年，赵振业告别了已有身孕的妻子，到湖北工作，从此夫妻分居鄂、冀两地达16年之久。赵振业当时享受干部待遇——“包干制”，每月57.5公斤大米，仅够自己一个人吃，家里的老老少少的生活重担就落在了杨惠民身上。他们的儿子出生后，杨惠民一个人扛起了老幼三人的生活担子。为了生活，她当过保姆、奶妈，修过铁路（京汉复线），做过饮食员，其间的辛苦难以用言语形容。
    因为工作需要，在他们夫妻分居16年里，赵振业只享受过4次探亲假。赵振业第一次回家儿子已经8岁了。这是赵振业第一次见到儿子，邻居逗孩子说：“他是谁？”儿子不好意思起来，就是叫不出在心里念了百遍的“爸爸”两个字，最后才红着脸说：“他是我父亲。”赵振业当时就流下了眼泪：“我不是好父亲，更不是好丈夫。但我是为革命工作才牺牲和家人团聚的。”妻子流着泪安慰他：“你安心工作，家里有我呢！” 
   1958年，赵振业被错划为“右派”，受到降职降级处分，21年后才得以改正。当时也就连累了在老家的妻子、儿女，儿子退学，妻子到农村“改造”。于是，出身书香门第的杨惠民每天早晨很早就起床，带着两个孩子徒步到5公里外的地头开始劳作，半夜三更才返回城里的家。在最艰苦的时期，杨惠民仍然相信丈夫是清白的。
    历经种种艰难困苦，夫妻俩不离不弃。1965年，赵振业才把妻子、儿女迁到荆门，一家人终于团聚。当时妻子没工作，一家人靠赵振业一个月38.5元的工资生活。赵振业仍然以事业为主，经常出差，一家人的生活还是靠妻子。三个孩子读完高中、下乡、工作，成家立业，都由杨惠民一肩挑着。两人互相体贴，结婚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争吵过。 
    
赵振业致力于棉业研究，杨惠民甘守清贫全力支持 
     
    赵振业从1945年起在冀、豫、鄂、湘、沪从事棉花工作，1951年，调到市棉花公司上班。1990年，赵振业退休，退休工资为158.6元。他研究了一辈子棉花，如果做棉花生意，一定能改变贫穷的生活面貌。但是赵振业却把晚年献给了棉业文化的研究上。他针对棉花的政策、生产、流通等学科，阐发观点，其中数项研究成果填补了中国棉花流通经济研究会、中国农业博物馆、中国纤维检验局等部门档存资料的空白，有的成果已走向世界。他是中国棉麻流通经济研究会的会员，连任《中国棉麻报》三年优秀编委，1998年入编《中国专家大辞典》。
    所有这些成就，都是与赵振业的勤奋和妻子杨惠民的支持分不开的。有时赵振业研究一个课题上瘾了，连吃饭都要叫几遍，妻子总是把饭菜热了又热。有时赵振业连睡觉也在思考问题，半夜中想起某个问题，往往要披衣坐起，妻子就赶紧递来本子让他记。为了研究棉业文化，赵振业到北京、上海、武汉、南京等地参加交流会时，都会到当地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；没钱买资料，他就用手抄，或者与与会者交换资料。1993年，他从《中国棉麻流通经济》杂志上看到广东一个厂家在研究棉酚脱毒，为了得到详细资料，他打电话找该杂志的编辑，未果后又打电话找到广东棉麻公司的经理，那个经理费了很大功夫帮他才找到了这个厂家。最后在市棉麻公司的资助下，赵振业坐飞机前去这个厂家，拿回了资料。
    现在，赵振业的退休工资才589元，夫妻都已年高，赵振业还有心脏病，他有病的小儿子已住在他家五年。为此，妻子杨惠民就在生活上格外节俭，平日只吃素菜，衣服也是儿女们穿旧的，家里的家具也全是亲戚邻居用旧的。赵振业收集资料有时需要打印，为了节约，他每次打印时都用最小号的字。赵振业伏案工作的桌子的桌面已变得坑坑洼洼，为此他还特意用硬纸壳制作了一个桌面。而他的“椅子”，是十几年前从废品收购站买的一个铁桶，上面放置了一块木板，木板上是妻子用雨伞布缝制的棉垫。
    这60多年来，赵振业曾发表和收藏的有关棉业资料有2000余件，这都是他节衣缩食、一生心血的凝聚。但为了“文献资源共享”的目的，今年3月，他在妻子的支持下，将这些收藏全部捐献给了市档案馆。
    今年是赵振业、杨惠民夫妇80大寿，也是钻石婚龄。一家11口人在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并没有大办酒席，而只是来了个合影留念。他们说，这七十多年来携手岁月风雨共度，如今还相守在一起就是幸福，形式已不重要了。